洋厕所·征婚·洋人特殊服务区zt

吴建民先生曾提出中国人有着很强的“弱国心态”，呼吁国人放弃它。我一度对这个提法感到悲观，但回想起咱们中国还是出了不少像吴建民这样的世界级能人或名人，似乎一下子找到了些许安慰。近来偶然从一本杂志上发现，不少我所敬佩的中国专家和明星事实上已经改变国籍了，不由得使我感慨：许多中国人没能力放弃“弱国心态”，便改成放弃“弱国国籍”了。而没有出国的一些人，也在国内过起了西式的生活：过洋节、吃洋餐、喝洋酒等。不久前，北京有一位的士司机居然载客也是非洋人不拉，直把北京当纽约了。
　　今日报上有三条新闻所透露的信息，与上面部分国人的表现颇有些“异曲同工”。“北京中关村一公厕只标洋文，市民不懂外语不敢进”（《北京娱乐信报》8月8日）说的就是这么回事儿。新闻说，这个公厕花费80多万元人民币，所用设施基本都从国外进口。从里到外，从投币到冲洗，所有如厕流程的说明均由英文或法文组成。我想，进入该公厕，估计有一种出国的感受吧。如此豪华的厕所，中国人断然是不敢进去的，有位大爷如此描述了一下享受奢华的风险：“不敢去用，就怕进去了出不来！”看来，即使在中国的大地上，中国人也无福消受这种由中国人创建起来的“文明”，只能让稀少的外国客人来消费了。“洋公厕”的亏损在意料之中，但放弃中国的设备而从国外空运洋材料，却可充分表明建设者的良苦用心：能给老外带来文明而宾至如归的享受才是终极目标。
　　国人崇洋媚外，是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这种传统都是万恶的落后与挨打局面所形成。今天我们虽然摆脱了这种局面，但发达国家的先进地位在国人心目中依然是强势的。有人喜欢在强者面前打肿自己的脸，试图与强者平起平坐；有人则喜欢把强者当成“救世主”，以期强者拉上自己一把。在上海，“老外求偶消息发出仅两天，共230女士应征报名”（《青年报》8月8日）的火爆景象，无疑充分暴露出相当一部分国人，把跟老外结婚当成一种提升身份形象与享受荣华富贵的重要途径。探寻其心理，我只想用一句话概括：急功近利与不劳而获的惰性在主宰着她们。
　　如果说，北京中关村的“洋公厕”是一种表现主义，上海230名女士踊跃响应老外征婚是一种功利主义，那么，沈阳市政府今天的表现可能是二者兼具了。“沈阳市为吸引外商投资将设立外国人集中居住区”（《华商晨报》8月8日）的新闻，为未来的外国人描绘了一幅美好蓝图：“外国人集中居住区”将成为沈阳“地标”新名词；设立外商医院、国家三甲医院建立特殊服务区，为外商提供一流就医环境；建各语种学校方便外国人子女就学等。新闻说，未来五年在沈阳常住的外国人将达到5万人。沈阳市政府这一大手笔，使我突然感到，部分官员是不是被伟大的GDP冲昏了头脑，从而忘记了自己正置身于国内的政府大楼；忘记了中国人口已经够多，并不需要从国外大量引进。在下对政府大赚外汇深表支持，但是如果外汇不能改善国人的生活，反而要让国人在公平与权利方面做出让步，那么，这样的外汇要不要都无所谓了。我们总不能为了外汇而让外国人在中国“常住”，而让中国人自己“暂住”吧？而假如更多的市政府效仿沈阳，那又是何种热闹景象呢？
　　严格来说，“崇洋媚外”是一种不自信心理作怪，在许多情况下，会损害自己人的利益。例如，对洋货的盲目崇拜，会殃及国产品牌；对外国人的礼遇过高，会伤及自己人的自尊，从而导致“崇洋媚外”病症的久治不愈。因此，政府部门有必要进行矫正，而不是相反。浙江大学教授郑强在一次有关“富国强民”的演讲中说到，国家要珍惜爱护自己国家的人民，政府与官员决不能崇洋媚外。他说，一个日本的农民跑到峨嵋山去玩，骨头摔断了，我们的政府就用空军直升飞机去救他，而在日本大学一名中国留学生在宿舍里死了7天才被发现；名古屋大学的一对中国博士夫妇和孩子误食有毒磨菇，孩子和母亲死了，父亲则是重症肝炎，在名古屋大学医学院的门诊室等了12个小时，也没有一个日本教授来看望! “假如我是杭州市长”，郑强说，再假如杭州有什么灾难，“我就首先把杭州的老百姓安排在香格里拉，让外国人在外面排队。”各位可以视这位郑强先生一席话是站着说不腰疼，但想来，总比某些地方政府的反面做法来得痛快吧！
　　克服“崇洋媚外”之不良习气，归根到底还是要自强自立。历史学家说：强者永远强大；心理学家说：强者心态有利于延年益寿。要知道，盖茨是不会羡慕某彩民中500万大奖的，椿桦也不会羡慕邻家小孩作文在班上获得甲等；强大的民族显然也不会羡慕弱小的民族。一个不思进取，总是依赖他人来当救世主的民族，永远只有羡慕别人的份儿了。引导国人自强自立，政府任重道远！

转自：椿桦博客：http://chunh.tianya.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