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厅级干部痛陈：一个科级干部就把我坑成了副处

为求发展，任用“能人”

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在省文化厅下属的文物公司当经理，相当于处级干部吧。那时候好多行业，尤其是文化口，政企、事企不分，文物公司领导算是真正的领导。这个当然是有弊端的，但是你也不能说一点好处没有。文物成为商品，可以流通，但文物毕竟是一种特殊商品，说到底流通的是文化，是民族的记忆，那么做这一行，信用就特别重要。政府直接做，至少信用上有保障，老百姓信任，从业者也有一份敬畏，不敢乱来。再说，为了公家的事，何必乱来？可以说，那时候，我们站在文化官员的身份上，从事这个行当，没有想过动歪脑筋谋私利。

然而可以用来流通、交易的文物，毕竟有限，又不敢放开经营，比如当二道贩子，从社会上征收文物，再加价卖出去，这里面风险比较大，靠编制内有限的专家力量，做不起来。所以文物公司做不大。等2000年初来考察、提拔我当副厅长时，我觉得很惭愧，自己业绩一般，却被提拔，总归有些心虚。但当时的老厅长有他过人的心胸和智慧。他说，这个行业不能通过数字看业绩，要看对行业严肃性和信用度的维护程度，看这种维护对文物保护和健康交易的可持续意义。这话被后来的人，甚至被我私下嘲笑过。现在想想，非常正确，非常有远见，是一种基于社会良心的金玉良言。

当上副厅长后，我仍然管这一块。当然，因我是书画家，所以还兼着省画院的院长。时代不同了，文化产业的概念，在那个时候被大张旗鼓地提了出来。2003年前后，中央开了文化体制改革与文化产业发展会议，出台了放开、搞活文化体制，引导文化产业发展的一系列政策。省委分管文化意识形态的副书记，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管文化教育事业的副省长，先后到我们厅里调研，希望我们能够跟上步伐，把这次发展机会抓牢。

姓张的就是在这个关键时期闯入我的视线的。

您知道，干事业首先得解决人才的问题。政策再强，机遇再好，没有人来运用，不能抓住，一切都是空谈。所以，我决定先找人，把几个关键岗位的负责人换掉，文化产业处啊，文物公司啊，画院啊，得有一些具备经营头脑的人，才能玩得转。姓张的原先是省博物馆的后勤人员，只有大专文凭。别人评价这个人，脑袋就长得一个铜钱的样子，有圆有方，灵活而又富态。别看他文凭不高，但文化产业的点子特多。有人曾经举报他不好好上班，利用博物馆的平台，干自己的私事，倒卖文物字画。还听说他鉴定水平是火眼金睛级别的，一些鉴定大家不一定比他强，据说跟故宫博物院的专家，都敢打口水仗，辩论文物的真假问题。

文物毕竟是一种实物，真真假假，这个有时候未必靠文凭，一定的学养见识，丰富的过眼、过手经验才最重要。厅里有许多他的传说，比如，一张字画，除了鉴定真假，他还有一项才艺，就是喝价。你一出示一件作品，他喝出的价格，会准得令你瞠目结舌。他会这样说，你这个，如果是买来的，聪明一点，5万元上下；笨一点，你花了8万元左右；要是拍卖来的，在12万~18万元之间。

考虑到大张，他当时的级别很低，才是科级，我就先给他任命了一个文物商店的副经理兼党支部书记。我让他兼书记是要让他在班子里有充分的话语权，特别是在用人问题上有话语权。文物商店的经理是我的后任，当时老厅长推荐的，机关的一个刘姓老副处长，50多岁了，解决个正处退休，没地方安排，就让他来坐这个位置。刘这个人典型的老机关，很本分，但什么都不敢做，什么也不想做，只想安全退休。大张一过去，就跟他弄不到一块儿，一个拼命要做事，一个死活不想折腾，拧巴着。两个人开干时，都来找我投诉，我一般都是在言语上激烈批评大张，安抚老经理，但在工作上支持大张。

大张果然有办法，他建议干脆在文物商店的基础上，成立一个文化艺术发展公司，注册的时候，找熟人打擦边球，加上了属地省名，成了“省文化艺术发展公司”。这牌子，狠，连我们分管省长听了汇报，都忍不住哈哈大笑，说这名取的，听起来是一个跟文化厅平级的单位。公司由文物商店的老总兼董事长，大张是文物商店副经理兼公司总经理，兼党委书记，看得出来，实际控制权在大张。我虽然觉得这有点过分，但考虑到要大张做事，不这样架空一把手，不行。另外，我当时也纳闷，怎么会设党委，而不是支部或者总支？大张说，这个就是要名头。大张在公司下面设了很多部门，什么瓷器部，现当代字画部，古代字画部，珠宝玉器部，杂项部，等等。这些部的负责人，不叫经理，一律叫主任，听起来确实跟文化厅的部门主任，一样一样的。最初这些部门其实只有一个人，大张就弄了许多空挂的员工，目的是把场面撑大，符合设党委的要求。他甚至把文物商店，说成是公司的下属企业，把老经理差点没气死。

“擦边球”打出来的一片天

大张做了两年多老总，虽然架空了他的一把手，但他们关系渐渐地也还凑合。大张拼命工作，挖空心思在这个领域钻营。个人对经理也不错，吃个饭，活动出个场，拿点纪念品什么的，也都是让经理去。等到经理退休了，他还返聘他做学术顾问。那刘经理也是糊涂虫一个，对他感恩戴德，为了一点小利益，后来对大张言听计从。

大张当上一把手后，先是开始大面积做广告，向全社会征集文物字画。东西收过来之后，全部囤积起来，过几年才往外抛。在这期间，他会组织专家，为这些艺术品“塑造身份”。比如，一件民间偶得的古画，尽管是真的，也是那个时代的名家作品，但是它仅仅是一张孤立的字画，没有“内涵”，如果要登大雅之堂，卖出好价钱，就难。所以，我们要找历史学家，找艺术学者，为这张画做一番“考据”，弄出它的“历史渊源”“传世波折”等故事，找到它在艺术史上的“方位”，在艺术体系中的坐标，这样，一个饱经沧桑、积淀深厚的“老东西”就诞生了，其文物价值立即凸显出来。你想想，这价值出来了，价格不就猛翻跟头啊。

外行人听起来，觉得这个不地道，其实这是文玩界的套路。中国人喜欢字画，但能有几个真正懂字画？即便懂，也无法弄清每一件作品的来龙去脉。所以当他要下手购买某一件作品的时候，他就会去百度搜索一下这个画家，有比较多的资料，他就觉得可靠了。他更相信资料而不是卖家，更不是作品本身。最倒霉的是另一种情形，花了大钱买到了赝品。那种损失是百分之百的。经济上的损失即使不论，自尊的打击也难以承受。这就是文玩界所谓不存在买贵、只存在买假这种江湖黑话的原因。

基于这样的教条，尽管我知道大张他们这样做公司，目的不在老老实实卖文玩，而是谋取最大利润，但我觉得这样不违背行规。我也提醒过他们，要做良心生意，他每次都点头承诺，说，我们不能保证很便宜，因为大家都要吃饭，国有企业要规矩纳税，没有利润的生意也不能做，但一定会守底线，杜绝假货，这个，请领导放心。

大张他入行很快，经营之道起初对我也还是坦率相告的。到2010年前后，大张他们已经把公司发展到几十号职员，数千万资产规模。这个当然成了省文化系统的一张名片，业绩也是上到宣传部长、副省长，下到厅里领导，包括我这个直接分管领导的骄傲啊。到这种时候，我几乎不去具体过问他们的业务了。这里面水太深，每一件作品、每一次成交，可以说里面都有故事，有难于启齿甚至不可告人的秘密，我觉得还是识时务，装糊涂为好。干预具体经营工作，也不是一个政府部门或主管领导该有的职能吧。我是这样理解的。

私心作祟，宽纵“造假风”

当然，这里面可能也有我个人一份私心在起作用。有一阵子，想想大概就是2009年、2010年的样子，就是这帮家伙开始不满足于高价忽悠，直接走向制假售假的时候，大张陆续领来几个老板，介绍给我认识，说是要经纪我个人的作品。其中有一个社会上的画廊老板，说要长期“包养”我的作品。他给出的价钱是3000元一平尺起步，每年还可以上浮1000元左右。第一次见面他就留下60万元，预订我200平尺的作品。我当时没有多想，就收下钱了。

我是著名画家，平时零零星星的也从私下渠道，卖掉过一些作品。但毕竟不是职业画家，不能大张旗鼓去吆喝，也不方便和没有精力去经营自己的作品。我在美院读书时的一些同学，不少当年才华平平的人，后来都在社会上靠这点手艺发财了。还有，你看我们省，跟我在一个层面上的书画家，哪个不是开宝马住别墅？人家羡慕我当厅长，羡慕的是一点空头衔，其实他们心里有数，60岁之后你什么也不是，赚钱的机会也丧失了。说不定因为多年陷于俗务，没有文化的积养，技艺的进步，特别是没有思想的沉淀，到时候估计也就江郎才尽了，落个晚景凄凉吧。所以，有人上门来要经纪我，我就愉快地接受了。大张跟我开玩笑说，领导，您是俊杰，没有官瘾，毕竟是文化名人，格调高远，眼光也长远，您50多岁了，在仕途上再怎么奋进，恐怕也进不了省部级，何况正部副部，退了休都是散步，还是抓住自己的专业，乘着艺术市场繁荣的火候，争取到自己应得的那份羹，多好啊。退休了，您还是大画家，那些正部副部遇到您，恐怕就要对您主动笑脸相迎了，因为您越老越值钱啊，这可是艺术规律呀。

我知道他这是趁热打铁，拍我马屁。但我当时听了还是挺享受。这也是现实，对一个画家来说，作品能在市场流通是硬道理。所以，后面的几年，我腾出许多精力在打理自己的作品，我的艺术精进也是有目共睹的，我的作品卖得确实不错。但我忽略了自己另一个身份的重大责任，对自己的手下粗放管理，导致这帮人投机钻营，肆无忌惮，以不惜损害政府利益和行业信用，来谋取私利，大发横财。某种程度上讲，是我自己太自私了，光顾了个人眼前利益，耽误了对本来职责的严格履行。还有，我也是中了这帮人精心设计的“局”――他们希望我粗放，再粗放，最好不去管他们的事，所以就顺着我的喜好，放了一些烟幕弹，把我导入专心画画儿这个“局”，分我的心，瓦解我的注意力，好让他们为所欲为啊。

唉，造成的损失，真的不可估量。我现在能弥补自己过失的，就是利用各种渠道，把他们黑勾当的手法一一揭露了，把这个行业的黑规则通过各种渠道捅出去。我也跟省委领导做检讨打保证过，我要加入到那些有良知的艺术家和优秀商人中去，跟他们一道撕开这个灰色地带，让大家看个清楚。这是我能做的一点微薄贡献，算是将功补过了吧。

这里，我跟您简单说一点，将来我会写一本书，专门揭露这个“灰”。

比如工艺品中的红木类，从材质上分，就有五属八类三十三种，最高品质的海南黄花梨，木质坚而润，色泽美丽，纹理极其漂亮，其价格是其他种类的数十倍，甚至数百倍，雕一个手把件，都要一两万以上。但木头一旦做成家具和工艺品，多道工序后，一个类型的木头中，细致的品种很难完全区分。都是红木，把鸡翅木说成紫檀，很常见。但这个还好，毕竟还是红木啊，以次充好而已。再比如玉器、水晶等矿石类，那就更复杂了，人造的效果以假乱真，甚至直接用玻璃钢代替玉石，用玻璃或人造树脂代替水晶，一般肉眼看不出来。可这个，才是低级黑。

至于高级黑，一定是把工艺上升到艺术，把艺术上升到文物。

大张他们有一阵子就发了这个黑财。中国不少人在发这个财。

文物骗子最喜欢跟“官方”合作，因为信用最值钱。大张他们就是跟这些民间骗子合作的。文物商店后来撤销了，但一个商人把场地租下来，继续挂羊头卖狗肉，大量销售假古玉和字画。后来得知其实是大张他们几个人，跟外面商人合股做的店。他们人站在国有文化单位，心和利挂在外面的黑店里。每当遇到大买家，他们就介绍到那家店去，然后名义上的“店主”，就神秘兮兮地从里面拿出某几件文物，说这是真正的好东西，是从“文化厅”里的博物馆里“流出来的”，看中了就悄悄买走，千万别声张。很多土老板就这样被骗了，买了一块“蚌埠出土”的烂玉片当成传家宝珍藏着。

艺术不应该成为江湖，更不应该成为黑色江湖。走到这一步，既是艺术产业化步子过快、力度过大的结果，又是艺术家和艺术推手失去底线的结果，也是我这样的行业部门领导失职导致的恶果。我承认错误，但我先前没有进到深水区，只是偶尔耳闻，权当八卦了。再有，说一千道一万，就是没有想到，我的下属也正潜伏在这样的江湖深水区呢。

人说不知不为过，我作为专家和行业领导，不知也是过，知了没有效管制，就是过了，是作孽，是罪了啊。



缰绳难收，下属阴招叠出

他们干的最缺德的事，当然还不光是跟社会画廊画商勾结起来，坑消费者。这个行业，要么穷困潦倒，要么大发横财、黑心财，人一旦陷进去，难以自拔，胃口会越来越大，阴招、损招、奇招，无所不用其极。

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央出台“八项规定”，很多靠公款消费的宾馆酒店，生意一下子就不行了。当时文化厅下面有一个宾馆，过去是政府主办的文化招待所，改革开放之后变成文化系统的培训中心，以做系统内的培训和会议接待为主，基本上惨淡经营，入不敷出。这个单位也是我分管的，我多次想改革，让它成为纯粹的经营实体，面向社会，面向大众消费者。但每次一酝酿这个事，就有人提醒我，说小心点啊，这么多职工，都是习惯了老体制，躺着吃皇粮的人，要改变他们的习惯不容易，这些人过得惯一起穷，受不了身边有人富。而且他们多数是一些关系户，跟宣传文化口的老领导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动了他们，风险可不小。我跟厅长也多次商量过这事，班子里的意见基本趋于一致，保守疗法，拖到哪儿算哪儿。十八大之后，这个单位更是举步维艰了，可这个时候，大张突然站出来，说帮助厅里解决这个麻烦，由文化公司接盘，保证扭亏为盈，三年开始上缴利润。

说实话，经过这些年，我眼看着大张从无到有，玩空手道，把文化公司玩得这么大。对他的本事特别欣赏。人就是这样，一俊遮百丑，本事大了，对公家、对别人有贡献了，你就不会去细究他的缺点，心里头也不愿承认他有什么缺点。文化公司在经营过程中，也闹过一些消费纠纷，也有媒体向省领导写过内参，说他们造假坑人之类的。但很快都被大张平息了。

有一天，副省长曾专门把我喊过去询问这件事，我当然否认了造假坑人这类情况。副省长说，听说艺术品拍卖的国际惯例是不承诺保真，出门不退，是这样的吗。我如实回答，是这样的，像佳士得、苏富比包括纽约艺术交易所，无不如此。副省长有些不解，又问，那消费者如何信任这些机构？如何避免赝品？我说，著名的艺术机构都是用多年的信用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他们对艺术品的把关很严，可以说比买家还要当心，因为信誉才是他们的财富，他们的生命，没有信誉，他们会失去一切。中国的艺术机构建立时间还都不长，有一些做大的，完全靠资金、艺术来源渠道和人脉实力，而不全是靠信用，当然，没有信用，高层次人脉也很难维系，所以规模跟信用有时候是对等的。

副省长听了，很高兴，表扬我们干得好，当即做了几点指示，大意是要求把省文化公司做大，要请一流的专家把关，确保公司信用，因为这个公司也是省文化产业的亮点之一，其口碑也是全省文化艺术事业的口碑。他还承诺，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找他，他会为此尽力协调解决。

副省长的鼓励，使我倍增信心，从此对大张他们更放手了。当大张提出要接收小宾馆时，我心中竟然有如释重负的窃喜。我想，他这样的能人，再烂的摊子恐怕也能给我整光鲜了。我去请示厅长，厅长一口答应，就提出唯一的要求:安置好老职工，不得引起劳资纠纷。

这个，没想到大张早就考虑周到了。他用文化公司装下这个宾馆，年轻一些的职工分流到公司各个部门，然后成立了一个物管公司，把公司的日常管理、后勤、保安等打包到物管公司，宾馆部分人员进入这个公司，剩下十几个老弱病残，一律以优惠的条件提前病退。他出台了一个专门的病退条例，对提前病退给予特别的关照。这样一弄，那些混日子的人纷纷拿着病历卡过来要求病退。人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人的问题一解决，大张就开始大兴土木，对老楼进行全面的改造，几乎扒得只剩下一个框架，然后再建。一年后，一个全新的大楼，出现在人们面前。大张把它定位成一个“文化中心”，规划了两大功能区，一个区域是开放式画廊，与餐饮结合；一个区域是会议培训功能区，直接承包给一家大型培训公司，用来做美术、音乐的培训场所。这样一弄，档次，人气，都上来了。大张这脑子，你不服还真不行。

你问我大张在这件事上，到底怎么缺德的，可能你坐在家里，开动你作家富有想象力的脑袋，想个三天三夜，都不一定能想象出来。

这个游戏，他施展出了狡诈智慧和无知无畏的胆量。他处心积虑，精心谋划，并步步设计，最终达到目的，充分体现了他这个人的黑江湖本质。大张看中这烂宾馆，其实是怀有巨大的不可告人目的的。这个宾馆虽然烂，但历史悠久，又属于文化系统自己的场所，几十年来，多少书画家在此作画写字，楼道甚至房间里，都挂满了省内几代名家的书画作品，陈旧破烂的镜框里，装的可都是大有价值的宝贝啊。大张通过改造大楼，改变格局，顺理成章地把这些无人统计过的作品收了起来，有的直接贪污，三件原先挂在大厅显眼位置的作品，就复制，重新装裱，放在仓库里，等待哪一天有人过问，可以对付一下。他估摸着，了解这些老场所的老同志纷纷退休了，进棺材了，包括我们这些人，也都快退了，历史会永远成为历史。时间一长，谁还惦记这些、谁还记得这些？这本来就没有登记，没有纳入固定资产管理过。一本糊涂账，谁能说得清呢。

我敢保证，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几十年，无数的老宾馆、酒店的改造里，都有可能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只是，更多的“大张”，都没有机会撞到今天这样的反腐败高压线，如此而已。

谈话结束后，我把事先准备好的一个问题，写在纸上递给他，希望他能回答。

“有学者把贪腐存在的表现分为两种：一种是拥权者为了达成自己的各种私欲目的，对权力的个人意志最大运用化，可称为积极的贪腐；另一种是在其位而无所为，任凭世间各种恶的存在，以至泛滥成灾，可称为消极的贪腐。请问，你是否认同、如何理解这个观点？”

他看完纸条，脸上立即露出十分尴尬的神色。过了一会儿，他把纸条折叠起来，放进自己的口袋，说：“这种表述，我看不明白，容我认真想一想。”然后，站起来，跟我握手告别。

我说，谢谢你!

他快步离开，走出几步，回头向我挥挥手，说：

“其实，我没有义务接受你访谈的，是吧？再见！”

这回，轮到我站在那里尴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