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高粱》改编受争议 编剧：受甄嬛影响

周迅 剧照

新京报11月3日报道 由莫言原著改编的电视剧《红高粱》正在东方等卫视热播。周迅的演技得到一致认可，“40演19毫无违和”。而电视剧在剧情上的改编也引发了一些争议，不同于张艺谋电影版的写意风格，电视剧中加入了多条故事线和翔实情节，新增了九儿初恋情人张俊杰、大少奶奶淑贤、县长朱豪三等重要角色，整部戏人物多达58个。

接手高人气作品的改编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昨日，编剧赵冬苓（微博)在接受采访时，给自己打了85分，“我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承受能力，大家去说好或者不好，或者捧上天或者骂得狗血淋头，有自己对它评价就够了。”

“九儿”是个叛逆角色

受《甄嬛传》影响，“太高”的人物不亲近观众

《红高粱》中的九儿是一个跳脱了“三观正确”的叛逆角色，剧中更出现了九儿给土匪出主意敲诈自己的父亲等情节。赵冬苓坦言，这种创作思路或多或少受到郑晓龙导演《甄嬛传》的影响，“《甄嬛传》里人物很多都是‘三观不正’，而我过去写的女性形象，一般别人评价都是方正大气。是《甄嬛传》的人物塑造，让我体会到观众可能更喜欢的是那种能力、审美和道德水准和我们更接近，或者只是稍微高一点的人物。如果太高了，观众只能膜拜，就不亲近了。我开始写《红高粱》以后，在创作风格上有了比较大的转变，把自己端的东西放下来了。”

不仅是九儿，剧中其他的角色也都带有鲜明个性：余占鳌阳刚、爷们儿，但也冲动、易怒，匪气十足；淑贤是代表封建传统美德的人物，但为了保住家产继承权，多次陷害九儿；朱豪三为民做事，不惧强权，但是行为乖张，做事极端。每个人物心里都有自己的“小九九”，他们的闪光点不在于道德的完美，而是家国大义面前，把个人私心退居次位。

以“九儿”为创作视角

有丰富社会关系的人物更适合长篇

电影版《红高粱》场景大多荒凉；而电视剧里，高密县给人以高门大院的热闹感。关于差异，赵冬苓强调“烟火气”对电视剧来说非常重要。“电影艺术形式不要求你去仔细地编排故事，表现人物关系，它主要用意象表现精神。但对电视剧来说远远不够，我们要把人物放在一个很有烟火气的地方。”导演郑晓龙与赵冬苓的想法不谋而合，“电影偏陕西，我们这个是放在山东。陕西是蛮荒之地黄土高坡，山东是非常扎实、生机勃勃、各种复杂的社会元素交融的一个地方。”

为了让作品更有“人烟味”，电视剧选择从“九儿”的视角出发。赵冬苓表示，这是她创作之初就想好的，“余占鳌是土匪，为了不拖累他人，做土匪时第一件事就是要隔断社会关系，而九儿却一直生活在民间。电视剧要铺排各种社会关系，无疑，九儿这种有丰富社会关系的人物更适合我们这样的长篇。”

而新创朱豪三、大少奶奶、张俊杰这些角色，不仅丰满了那个年代的众生相，也起到了补充九儿的社会关系和人物性格的作用。赵冬苓举例说：“为了和九儿的叛逆形成对照，就有了用传统美德塑造的大少奶奶。她是完全牺牲服从于传统，过着非常痛苦的人生，和九儿生活在一起必然会发生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