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与媒体的文化博弈(zt)

王朔与媒体的文化博弈
　　
　　 一段时间以来，王朔骂人的声音似乎又不绝于耳，娱乐圈的经验告诉我们：王朔要复出了！但显然令王朔有些郁闷的是：相较于以往，自己这一次骂得不可谓不卖力，老底揭得也不可谓不彻底，怎么鲜花与口水都不像想象的那样热烈呢？
　　 一、王朔老矣，尚能写否
　　 曾几何时，王朔的小说和电影伴随着一代人的成长。在他们的心目中，文学是神圣崇高的，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导师。王朔确也曾经出演了一个时代的文化英雄和精神偶像。可时过境迁，这一代人长大了，成熟了，王朔也老了！
　　 王朔的文学创作可谓是与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同步的。十年浩劫后的中国，百废待兴，整个社会洋溢着一种昂扬向上的奋发精神，那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年代，也是一个文学的黄金时代。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等等文学潮流汹涌澎湃，激荡着时代风云，启迪着民众智慧。这也是一个文化上多元和思想上包容的年代，各种思想潮流和艺术探索交相辉映。这个时候的王朔，初生牛犊，青春勃发，以其独特的话语方式和怪异的行为风格跳上文坛，成为当时社会的一大文化景观。求新求异的人们微笑着打量着这个口无遮拦的文学青年，欣赏着其京腔京韵的语言和诙谐俏皮的生活智慧，尤其是其对现有游戏规则和神圣权威的颠覆和解构。一个社会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压抑与封闭以后，必然会迎来一个相对开放与包容的时代。但矫枉必然过正，这也是历史的规律。王朔无疑赶上了这个百年不遇的好时机，如鱼得水。于是，言过其实、哗众取宠成了他的惯用伎俩，思想的亮点淹没在语言的泡沫之中。可年轻人的错误，就是上帝也会原谅的。当王朔迈着夸张以至极端的脚步踏入文坛，不仅给当时的文坛带来了震撼，更带来了颠覆，他要掀翻这高雅的文坛，使之成为触手可及的“码字的”文摊。在当日百花齐放的文学园地，王朔赫然一枝独秀，有人赞之为特立独行的腊梅，也有人视之为妖媚撩人的罂粟，更有人斥之为惑乱文坛的毒草。一时间，形成众说纷纭的“王朔现象”。
　　 反观昨日，看看今天，王朔在变本加厉骂人与贱己的同时，还能带给我们什么，是睿智的思想还是天才的故事，我们不禁要问一句：王朔老矣，尚能写否？
　　 二、我骂故我在
　　 一晃二十年过去了，人类进入了21世纪，王朔也从雄姿英发的青年步入了灰头土脸的中年，年已五十的他老人家心态依然故作年轻，一大批的文化名人和学术大师被他肆意辱骂：鲁迅、金庸、齐白石、余秋雨、杨澜、吴征、张艺谋、冯小刚、周汝昌……不辨缘由,一概骂之，甚至连古人唐伯虎和80后作家也不放过。当记者问他作为公众人物是否考虑过更谨慎地说话时，王朔坦言：“我实话告诉你，我是超级攻击型人格，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就是一病人，我是一疯狗，咬死人不偿命。”其实此话只说对了一半，自认“疯狗”倒是恰如其分，只是并非“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他很清楚鲁迅先生当年的处境：“一个人要立万儿，就要打最大的。你打街边儿的人，没人知道啊。当然这也叫炒作。”于是，他专拣名人开骂，这样才能惊世骇俗啊，如果名人一旦还击了，王朔就更加成功了。大不了就是道歉呗，先是向作家刘震云道歉，接着又向郭敬明、张承志、张艺谋、邱华栋、吴征、杨澜等人一一道歉，当初开骂时是“一个也不放过”，现在道歉时，又是“一个也不能少”。于是王朔被人戏称为“道歉专业户”。骂人是新闻，道歉也是新闻，一来一去，曝光率自然就有了。骂人天马行空，道歉言不由衷，你又能把他怎样，“我是流氓我怕谁”？
　　 遥想王朔当年，意气风发而又骂骂咧咧地窜入文坛，并一举成名，且名利双收。这二十年来，他的一举一动，几乎无不伴随着鲜花掌声和口水战争，王朔显然已经习惯了并享受着这种行为模式所带来的一切荣誉与毁谤。考察一下王朔的经历，我们似乎可以认为：其京城部队大杂院的出身使其“无知者无畏”，未能接受高等教育的阴影使其对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充满了酸葡萄的嫉妒与仇恨。这是一种狭隘的从自卑转化到自傲的心理。初露头角时，这种癫狂的举止也许并非完全出自他的本性，只是为了在众声喧哗中吸引足够的目光而已，可所谓习惯成自然，多年下来，或许这已经成为了他的某种生活状态以至于存在方式，甚至内化为其性格。如此看来，王朔已经被社会异化了，其实他也是这个现代社会消费时代的受害者。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加快了转型的步伐。社会精神文化变得愈发浮躁，思想启蒙被文化快餐所取代，文学被边缘，影视娱乐走向了文化消费的核心。权威被蔑视，神圣被解构，文化呈现出断裂化和碎片化，文化工业的大规模生产替代了个性化的文艺创作，在一些大中城市中甚至出现了后现代主义的思潮和生活方式。现代社会是一个生产性社会，注重建构，而后现代社会则是一个消费性社会，强调解构。于是，芙蓉姐姐、天仙妹妹们次第登场，轮番轰炸民众日益麻木的神经。在这种文化语境中，王朔再一如既往地谩骂与嘲讽，显然已经很难唤起民众的注意。因为人们对此已然习惯与麻木，审丑的日常化替代了陌生化。仅仅满足于骂功量的升级的王朔已经没有能力进行质的提升了，不能与时俱进，必然就面临着淘汰出局的命运。在这样一个注意力经济的时代，不能被足够地关注意味着身份地位和经济利益的远去。骂与被骂屡试不爽的王朔显然也很困惑：已经都自爆曾经有打架、吸毒、嫖娼等行为了，可换来的仅仅还是人们蔑视的白眼和“王朔疯了”的冷笑，那么明天呢，是不是只能裸奔了呢？
　　 三、媒短媒长：文化责任的担负
　　 在这样一个丑星当道、审丑流行的时代，王朔们与媒体们似乎达成了某种默契，共同来迎合神经越来越麻痹、口味越来越刁专的受众，以获取各自不同的利益。如果没有王朔们层出不穷的表演，媒体们将拿什么奉献给嗷嗷待哺的观众；如果没有媒体们追腥逐臭的栽培，王朔们又表演给谁，何以谋求利益？表面来看，似乎一切都源于受众庸俗的需要，可如果从深层考量的话，受众的这种浅层次需求又何尝不是王朔们与媒体们合谋交媾的结晶？这是一种虚假的欲求，这是一种恶性的循环，长此以往，社会文化生态将愈发恶劣：王朔们将不再被关注，媒体们将不再被尊重，短期的双赢势必带来长期的双输，甚至是包括广大受众的三方俱损。
　　 作为一家自尊的媒体，如果只顾一味的娱乐搞笑，只重一时的经济利益，长此以往，终将导致公信力的缺乏和权威感的丧失，甚至从话语的主流走向边缘，相信这是任何一个有着更高追求且有着社会责任感的媒体所不愿意看到的。更何况在中国，每一级的媒体几乎都是同级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和重要的舆论阵地，眼前的经济效益他们当然不得不考虑，但是一家媒体如何才能占据主流，如何才能可持续发展，似乎也应引起决策者们的高度重视。或许，媒体定位高端文化一时并不能带来丰厚的经济回报（事实证明也并非如此），但其具有的文化气韵与标杆意义却对塑造媒体的良好形象和品牌价值功不可抹，而这正是媒体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核心竞争力。
　　 媒体是社会的公共空间，理应满足大众多方面的文化需求。不错，娱乐是人类的天性，从本能上人们并不排斥娱乐，但是娱乐也有着不同的层次和品级，这几乎是无需阐释的道理。浅薄的娱乐满足的只是表面的感官刺激，而真正的艺术愉悦的是人们的精神和心灵。我们当然并不能要求所有的受众都有着如此高雅的追求，但也并非所有的受众都仅仅满足于一种简单的娱乐，尤其是面对一味的不负责任的娱乐甚至是 “愚乐”时，我们至少应当为有着这种高雅品位需求的受众提供适量的选择。因此，媒体肩负着不可推卸的文化责任。
　　 文坛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三两年。说到底，王朔代表的不仅仅是一个个体，而是一个文化现象，从中可以折射出社会文化的变迁。在这个变革而又浮躁的年代里，王朔能够开一时风气之先，并较长时间地吸引关注，应该知足了。行文至此，不由想起网上以《我不是黄蓉》旋律改写的《王朔听我说》：他名叫王朔，很会写小说。他曾经感动你，也感动过我。如今的王朔，变得很罗索，骂这个骂那个，无聊地炒作。几个月下来，大家视若无睹，还不如宋祖德受人关注。这世界早已不再是你的江湖，早知今日你何必当初。不要说你根本就不在乎，你的复出表明了你的态度。看一个男人算不算大丈夫，要看他有没有勇气认输。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你何必太留恋，十多年以前。亲爱的王朔，请你听我说：潮起了潮会落，这就是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