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杂志给习近平戴口罩 疫情暴露北京两个司令部？

                       




《时代杂志》在推特上公布2月17日发行的最新一期刊物封面，上面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戴上白口罩的画像。口罩上印有“中国的考验”，以及“防范下一波爆发”和“经济威胁”等3则分析报导的标题和作者。

《时代杂志》内文提及：病毒可能毁了习近平的中国梦。习近平2017年秋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声称，中国版的一党专制为“想在保有独立的同时加速发展的国家”提供一个选项，西方民主体制混乱且有缺陷。但是，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危机可能会动摇中国专制体制，如中共高阶官员2月3日所说的，“对中国的制度和治理能力形成重大考验”。

疫情暴露北京存在两个司令部？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大范围扩散，有关中共存在两个司令部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说法在中国国内特别是海外也流传开来：一是习近平的司令部，一个是李克强的司令部，两个司令部在如何应对疫情上存在原则分歧和路线斗争。其实，未必如此。




初看起来，似乎能部分印证这种说法。在武汉出现新冠病毒肺炎初期，中国政府即将情况提供给了世卫组织和美国等国，但对国内封锁信息。而根据武汉市长周先旺在采访中的抱怨，他在上面没有批准的情况下，是不能将疫情向民众公开的。周所指上面为哪个层级，湖北还是国务院，外界不清楚。按照中国防疫法的规定以及政府实际运作的规则看，类似疫情的公共卫生事件，要向社会公布势必要得到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同意才行。然而，卫计委其实也不能决定是否该或者必须公开，法律上它有决定权，但这种事情它不敢做决定，必须上报。在武汉疫情这个问题上，有三个人是要签字画押的，他们是国务院主管副总理孙春兰、总理李克强和总书记习近平。最后拍板在习近平。

这里可能存在两种情况，一是卫计委建议向社会公布武汉疫情，被孙李否决，习也同意孙李不公布的意见；二是卫计委建议不向社会公布武汉疫情，得到后三人同意，或者被孙李否决，而孙李意见又被习否决。反正结果最后是武汉疫情的消息被政府封锁，公众不知情。

认为中共存在两条路线斗争的说法只能假定，卫计委和孙李都同意公布，但习出于各种考虑，不同意公布。鉴于外界无从知晓李习二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真实态度，所以只能说存在此种可能性。

另一个似乎能佐证两个司令部的根据是，中共随后成立了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并且由李克强挂帅出任组长，但小组成员包括中办主任、中宣部长、北京市委书记、公安部长等被认为是习氏的人马，而且习近平亲自掌控的军队首脑没有进入小组。对这个小组成员结构，该说法解读为，李任小组组长，表明他在此番权力斗争中，暂时占上峰，但习不甘心失败，在小组里塞进自己人马牵制李，同时防止李借机染指军队，所以不派军队领导进入小组。




李克强在武汉视察（1月27日）

第三个证据是，习在会见世卫组织总裁谭德赛时强调他一直在幕后亲自指挥、亲自部署，说明他不想把抗击疫情的光环和权力让李夺去，他要把它夺回来，显示自己还是老大。此外，他给部队亲自下指示抗疫，也是出于这个考虑。

还有，中共最近召开的几次会议，包括第二次政治局常委会和依法治国小组会，以及中国官媒对习在这两次会议的讲话的强调，按照这个说法，也认为是习要反击李，削弱李的权力。

如何判断

总之，在一部分人看来，中共在防治疫情中出现的上述现象，表明存在两个司令部和两条路线的斗争，特别是习的一连串动作和部署，是要扭转一度被动的局面，重夺疫情防治指挥大权。甚至习最近在官媒上消失多日，也被解读成权力斗争。

很难对这种说法完全肯定或完全否定，由于中共高层政治的不透明，对他们的人事和政策，可以做出不同解读和判断，似乎每种解读和判断都能找到一些依据。而中共也刻意保持这种模糊和神秘性，为的是让外界猜不透，虽然这非常有可能导致在出现重大事故或灾情时应对失误，就像此次对新冠病毒疫情的处理一样。

判断北京在这场疫情防治中是否存在两个司令部和两条路线的斗争，首先应明确，这是在比喻的意义上使用还是就路线斗争的本意而言，如果是前者，也许说得过去，如果是后者，则需谨慎。我们看中共自己所提的历次政治斗争和路线斗争，一般是关乎中共政权在某个特定时期的政治路线、政治方向的原则分歧，比如毛泽东对王明路线的批判，就是后者主张在抗战时期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承认蒋介石中央政府的权威，而毛主张独立自主开展抗战；毛刘的路线斗争则是后者对毛所搞的文化革命等一系列极左做法不理解和不满；胡赵和邓的路线斗争是他们在政治自由化和政治开放上同邓有重大分歧。以此评判，李和习在关乎中共发展的政治路线和政治方向上似乎没有表现出原则分歧，至少外界没有看到李公开提出一条不同的政治主张。至于他心理是怎么想的，人们无从得知，也不重要。




中共内部当然有权力斗争和政策分歧。但自八九"六四"后，这种权力斗争和政策分歧尚未上升到路线高度，成为外界一眼就能看明白的两个司令部。当年毛刘公开决裂，除路线斗争外，还包含着激烈的权力斗争。具体而言，当年中共分一线、二线，刘处于一线，有很多事情他不向毛汇报就直接处理了，让毛大为不满，有被架空的感觉。应该说，李、习的权力斗争和政策分歧远未到这个地步，不说习用党的名义统揽一切，李的个性似乎也不是那种敢无视核心的政治人物。如果说，中共这些年有路线斗争和两个司令部的话，薄熙来在重庆搞的那套倒有和胡中央叫板的意思，他不但提出了明确的政治主张，而这个主张跟胡中央是不一致的，且在重庆实践其政治主张，明显要和中央分庭抗礼。

李克强未敢有此"野心"。此说还认为，虽然李习二人在如何应对疫情的问题上矛盾没有大到两条路线的程度，然而，李的经济政策和习有很大不同，李主张市场化、扶持私人企业发展、对外开放以及政府信息公开、社会分权，跟习强调依靠和壮大国企、自力更生以及党领导一切，有明显不同，是潜在的两条路线。如果发展下去，有可能构成两人的路线冲突。但客观地说，两人在这些方面并不显得那么泾渭分明，李克强不是不要国企，习近平也不是不要私企。与其把它们看成路线分歧，不如说它们强调了各自的面向。中共这几年的政策，就是根据不同的情况，在这两者间摇摆，只不过多数时候以习的主张占上峰。

过度解读

此次新冠病毒疫情，对习的统筹指挥能力--假如他确实在幕后一直指挥和部署--和形象构成重创，也是对他这些年精心构筑的党国体系形成重大冲击。不知是他前期的轻视还是过于自负导致疫情瞒报和处置迟缓，这套唯上主义和党管一切的机制，其弊端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上暴露无遗。从这个角度看，它是制度性溃败，而这个责任应有习近平来负。他也应该意识到民间和党内对他漠视疫情、处置失据的极度不满，因此才会借接见世卫组织总干事的机会说出那番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话，以回应外界对他的批评。换言之，是疫情的压力、社会的不满导致他不得不出来回应，而非李克强这个司令部的威胁。




是疫情的压力、社会的不满导致他不得不出来回应

如此看来，外界以李兼任领导小组组长，统筹疫情防治工作为由而认为习的权力受到李的威胁是过度解读。像这种临时性议事机构，向来不是由一把手兼任，何况，在决定成立这个机构时，常委会说得明白，它对常委会负责。毋宁说，在习感受到社会对他强烈不满的压力下，他推出李在一线为他阻挡一阵。一旦他评估疫情的发展需要他做出亲上火线的姿态，也就有了机会，做出一系列密集指示和动作。

由中共政权的性质决定，一、二把手的矛盾和权力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在一般情况下，它表现得不突出，但在某种特殊时期，它会被激化放大，变得不可调和，到这个程度就成为路线斗争。目前的新冠病毒疫情应该尚未使习李权力冲突到这个地步。疫情虽然给中共和习本人带来重大打击，让他切实感受权力受到威胁，以致不得不展开一系列的自救行动，并为尽快控制疫情让李克强分享更多权力，但李还构不成对他权力的直接挑战。北京不存在两个司令部，只有习这个司令部。至于两人的潜在路线冲突是否会变成直接的路线斗争，要看疫情在未来几月的发展以及中国政府在处置过程中是否造成大量的次生灾害及由此引发社会的局部抗议行动，此外也要看海外反对派和党内反习势力是否能够抓住目前的机会采取正确的行动策略，促成他们二人矛盾的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