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危机能否迫使习近平政权“从良”？

                       



庚子年的中国，开局不利。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肺炎席卷整个国家。虽然最高当局以举国之力，采取封城和一级疫情响应等举措，奋战20多天，使得全国的新增病例有所下降，但年初规划的工作部署被打乱，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之第一个一百年--消灭贫困，在中国建成全面小康的任务,恐要泡汤。

对当局雪上加霜的是，由于前期应对不力，不向公众通报疫情实情，以及仓促封城，还有在防治疫情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次生灾害，导致大众对中国政府的不满达于空前，这在吹哨人李文亮之死中得以充分表达出来。此次疫情可谓中共在八九六四后遇到的最大一次危机，比去年的香港抗争受到的冲击要严峻得多。如果说，前者因为夹杂着港独因素和暴力行为触及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感情而被当局利用，那么，此番疫情由于危及每个人的身家性命，在这个切实要害面前，当局固有的一套宣传套路统统失效，人们看到了中国政府尤其是习本人在处置该次事件时的进退失据，指挥无方，对中共的信心和习近平的信任几近崩溃。这种民意和民心的集体转变，从一个较长阶段看，是社会大变革的前奏，毫无疑问，它将危及中共的统治。事实上，从中国的自媒体看，传达的基本是此类变天信号，就连平日最坚定的中国政府的辩护士，也已觉察到这一点，对当局发出严厉警告。

本次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假若不是前期政府对言论和信息的打压以及瞒报，而是严阵以待，周密部署，本可避免，或者即使做不到完全阻断，也是可以大大减少和降低它的传染程度和传播范围的。但当局愚蠢采取了瞒报手法，并对那些揭开一点真相的人，不论医生还是普通民众，动用警力对付。这种处置手法，完全是中国政府平日的维稳做法，无疑会使人联想到17年前中国政府处理Sars的做派。两者的确有很多相似处，从这个角度说，当局并没有接受Sars的教训，甚至还放大了它的错误。但两者至少有一点迥异，当年Sars发现被瞒报后，最高当局立即免除了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的职务，胡锦涛还亲赴疫区，看望和慰问民众，重树人民对政府之信心和信任。

然而是次疫情2个月过去了，习近平本人也没有去疫情最严重的武汉视察，只是到相对安全的北京相关部门和医院转了转。或许他有不得已的苦衷，但既然自称疫情发生后一直亲自部署亲自指挥，就不能只在安全的幕后"指挥和部署"，理应也有亲临前线的政治姿态和象征举措，历史证明，危机发生后政治人物的此类姿态和举措，对鼓舞人心，战胜灾难具有很大作用。可惜，习没有去做，浪费了人民对他的信任。

应对突发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或者其他灾害，专业判断、信息透明、公众监督和领导人的担当与责任是必不可少的硬件，对战胜困难和危机缺一不可，政府权力当然在其中也起着不可或缺之作用，特别是在中国这种迷信公权力的国家，然而，权力的作用更多是保证上面这些要素能够运转畅通，以及对国家资源的调配和使用，而不是干扰它们。但人们看到，在此次肺炎的处置中，至少在前期，上述诸项缺乏，就是现在也不能说做到完全到位。

这需要有法制的保障。中国其实不缺法制，传染病防治法等法律都有相关规定，缺的是法治。在一个权力至上国家，支配社会运行的真实规则是权力意志，或确切地说，是长官意志，而不是法治，后者不过是长官意志用来装点门面的装饰品。这种权力至上和长官意志在习近平的新时代表现得更加不遮掩，虽然表面上习也号召法治，并规划了一个法治治国的计划。在疫情肆虐的2月初，当局还召开了一次依法治国委员会会议，强调要依法防治疫情，但无论前期还是现在，哪有法治的半点影子，权力意志倒发挥得淋漓尽致，武汉市长周先旺在采访中承认，在他获得疫情信息后，不是不想公开，而是没有获得上面授权批准，不能披露。那么他要获谁授权？至少是湖北省政府。外界也看到，在武汉和湖北地方两会召开期间，当地舆论对肺炎的报道出奇平静，政府卫生防疫部门停止确诊病人的通报。而现在的兴师动众，全国动员，则是因为有了习近平的重视和发出的一系列指令。

可以说，当局这次根本没有接受2003年Sars的教训，而是重犯了当年的错误，更有放大，生生将一场公共卫生灾害变成人祸。有观点认为，这是因为当年的官僚队伍里还有一批技术官员，他们勤勉专业，但如今全变成了政治官员，以讲政治作为头号使命。这导致本届政府在应对新冠疫情时其表现远不如胡时代的政府。官僚队伍的这个蜕变，要归咎于习近平对中共的改造。习的新极权使这套体制在预防和应对诸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灾难面前，变得更僵化。因为它的高度权力垄断和行使权力的专断，它的泛政治化，关闭了几乎所有的外部监督和信息通道，剩下的只有权力本身，从而导致体制性谎言和官僚群体的趋利避害、不愿作为和害怕担责，故而，尽管有高科技，有无所不在的天网监控，有数字极权，但无法解决权力的灯下黑现象，更无法改善乃至进一步加重民众和政权的信任赤字。

对专制政权而言，对权力的垄断和专断，泛政治化以及大众的信任赤字不是一个新事物，任何专制政权都具有其中某些或全部方面，习近平新极权不仅完全包揽了它们，而且把它推向阶段性极致，这就是习的新极权之"新"所在。它至少在三个方面创造了历史。一是在党和社会其他权利主体的关系上，党管一切，根本不和它们分享权力，使中共对权力的垄断和排他性达到新高度；二是在中共内部的党权分配关系上，习独占人事、决策和监督大权，成为唯一核心和唯一权威，致使其在权力的行使上非常专断；三是对讲政治、讲大局、维护个人专权的强调和制度安排，也极罕见，导致对大小事情的处理都泛政治化。

因此，这个新极权体制不仅造就官场大批的依附性官员和他们的依附性人格，不敢主动作为，坐等上面尤其最高领导发号施令，也导致社会特别是基层失去应有活力，在灾害来临时缺乏自救能力。

虽然习近平新极权的上述弊端在日常治理中也表露无遗，但鉴于冲击力有限，且可事后弥补，尚构不成对政权的威胁；然而，一旦遭遇突发重大公共事件，其弊端则很可能让宝贵的解决时机丧失，促使矛盾激化，无法有效应对和解决问题。因为在突发公共事件中，对问题解决的时机把握是缓和事态的关键，而这个体制恰恰在这点上最没有优势。官员的无动于衷，基层的无能为力，下上级之间信息传递的扭曲、时滞乃至脱节，都会造成解决问题的时机流失。不说任何一种突发事件都能得到最高当局或最高权威的回应或者重视，即使得到其"青睐"，也极有可能为时已晚，恶果显现，回天无力。而在大众对政权的低信任度的情况下，这种事情只要出现，便可能酿成重大危机，冲击中共统治。此次新冠疫情，社会对习近平政权的不满就显著增长。

这会构成习近平政权的阿喀琉斯之踵吗？尽管北京现在还不至于担心发生民变，但它显然无法忽视大小突发事件和公共管理危机对其统治带来的损害。从这个意义说，17年前那场Sars疫情未能击倒北京威权政府，这次新型冠状肺炎能否撕开习近平新极权的口子，迫使当局戒掉空讲政治的"毒瘾"，不仅在重大事件更在日常治理中走向信息透明、言路自由和公众监督？

从李文亮去世引发的舆论反弹导致当局派调查组调查其被警方训诫一事来看，似乎有些眉目。但现在做出乐观判断为时尚早。此次疫情当会促使全社会包括当局反思中国的未来何去何从，然而，只要中共不打算放弃它对人民的统治和一党专政，就难以做到体制性的信息公开，言论自由和大众监督，更不用说民主选举了。充其量，它在某个具体危机的压力下，为回应社会不满，平息公众愤怒，确保统治稳固，可能会做出某种姿态，调整部分政策，修正某些制度，满足社会部分诉求，但要做到总体改变，体制透明，是不可能之事。

让我们拭目以待，看习近平政权在疫情危机面前，能否从良，到底可以走多远。